挪威人教育孩子的方式与我们完全相反
人物专访
本期访谈的嘉宾是来自挪威的Kathinka Fürst博士。她于2017年加入昆山杜克大学，现任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，环境政策兼职助理教授。
Kathinka Fürst博士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5年。她于2005年获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语言文化学士学位，2008年获得奥斯陆大学发展与环境中心的文化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。2010年开始担任阿姆斯特丹大学荷兰中国法律中心博士研究员，研究重点是环境非政府组织采取的减轻中国工业污染风险的战略。2011年她从阿姆斯特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学位论文为“通过杠杆调节：中国民事监管”。在本次访谈中，Fürst博士与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求学经历、研究工作、以及对不同教育方式的思考。
Q1
作为挪威人，
您如何看待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历？
我在中国生活15年了，很多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作为一个挪威人，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让我知道了什么叫“与众不同”。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体验。我很幸运，人们对我的好奇是善意的。
童年时期的Kathinka Fürst博士
这些年我见证了很多变化。当我第一次到五道口的时候，北京只有 1 号和 2 号两条地铁线。现在北京已经有15或17条地铁线了，一切都在飞速发展，甚至空气污染问题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我们从未想过北京能从空气污染中如此迅速地恢复。事物的飞速变化也给未来带来很多希望。
Q2
您目前在昆山杜克大学教授哪些课程？
最想传授给学生的内容是什么？
我目前在教的课是环境政策程序，这门课是关于政策、程序、不同利益相关方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可利用的工具。这门课采用的是问题导向的教学法，以一个具体问题贯穿所有课程内容，需要学生利用理论框架和知识来理解和分析这个问题。
获取信息在如今这个基于互联网的全球化世界中轻而易举，我们注意到非利益相关方在环境政策过程中的影响日益增强。因此，拥有认识、理解和设计沟通策略的能力对环境领域的工作者至关重要。我认为沟通交流比我们在这个课中所做的事更重要。
在这门课里，学生主要需要制定交流策略。他们选择一项政策和他们希望影响的利益相关方。然后，他们需要制定一个策略并展示有关这项政策的变革将如何实现。他们唯一不能选择的角色是政府中的工作人员，这样他们就不能直接设计或改变政策。相反，他们必须思考如何间接地影响政策。通过完成这个任务，学生可以把这门课涉及的所有问题整合起来，包括科学的不确定性，环境、经济和社会成本间的平衡以及其它决策者需要面对的问题。
这门课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案例研究为基本教学方法。我们会讨论环境政策中的广义案例研究设计，以及如何利用案例研究的结果来促成政策的改变。现在我们正在学习京津冀空气污染减排政策。我们希望从环境经济学和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政策。社会公正的观点很少被大家提及，但学生们需要知道，它也是制定综合决策中的一个重要驱动力。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，代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。每当讨论广义政策框架中的理论时，我们都会基于这些不同的立场进行探讨。我希望通过这种方法，对相关的利益冲突有尽可能多的呈现。这门课也会进行实地考察，让学生可以将所学理论知识情境化和具体化。我希望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结合。
Q3
您如何理解全球化与全球环境挑战？
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的白人，又有一头金发，我总是被问及来自哪里。这让我思考了很多有关身份的问题。挪威人是我的一种身份，女性又是我的另外一种身份。他人往往这样定位我，但我并非这样认识自己。全球化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，国界已不再具有太多意义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生经历和生活观念。
众所周知，气候变化和海洋保护这类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已经出现。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如何让人们更加关心这些问题是实现环境保护的主要挑战。因此，作为未来的全球环境领导者，我们的学生要有辨别各种意识形态的能力，并最终通过它们支持和推动大众对环境政策的接受和遵守，这至关重要。
为了把环境政策硕士专业的学生培养为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导者，我帮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这些问题。最终他们可能会感到某种世界观与自己更契合。这很好，但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和好奇心，愿意去了解经济学家、社会活动家、环保主义者和其他利益团体的行为，包括他们行为的出发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积累了多样的技能之后，我希望学生能够用不同的方法去理解和分析问题。我也希望他们能有反思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，能进行独立思考，能诚实地面对自己。
Q4
您在挪威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吗？
挪威的教育对理论知识传授的很少，基本上与中国式教育完全相反。我学中文的时候感到最困难的就是学习如何记忆。事实上，除了学习英语动词的时态之外，在我之前的生活中，我从来没有刻意地去记忆过任何东西。在欧洲，人们不看重通过记诵来学习知识。但要学习中文，可能必须要学会记忆，因为首先要记住那些字，才能掌握这门语言。对我而言，训练我的大脑理解并学会记忆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，可能挪威的教育主要是培养一些重要技能，比如如何反应，如何与人合作以及如何成为好的公民，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为生活做好准备。
如今，随着媒介的发展，很多知识只需搜索一下就能获得。我们对教育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，不是吗？教育不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，知道如何去理解一个题目，如何分析它，知道这个题目因何而起，哪些是相关的知识，哪些是相关的证据，可以有哪些不同的分析思路。
我体验过不同的教育体系。我来自挪威，就读于红十字北欧联合世界大学，那里的教育体系很不一样。我的本科课程在中国完成，本科的头两年我几乎唯一做的事就是记忆。我在奥斯陆大学完成了我的硕士课程。那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程，重点关注研究方法，包括如何工作，不同工作方法的优缺点等等。
多年来，每当提到教育工作者，我都会想起两个人。其中一位是真正“理解”学生的教育者，他可以看到每位学生的优点和缺点。他帮助每位学生发挥出他（她）的最大潜力。另一位是我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时的方法论老师。他当时教授的正是我真正渴望学习的东西。在那一领域他真的有很多实用技巧和想法。因此，我的那段求学经历非常开心畅快。
Q5
您对哪个方向的研究最有热情？
我的研究一般着眼于法律、政策法规和国家之间的关系。我最感兴趣的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。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如何设法改变政策？他们的动机是什么？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？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？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这个过程如何进行？我在博士阶段专注于对中国的民事法规进行研究。我调研了非政府组织在工业污染风险管理方面所起的作用。
目前我正在做三个新课题。一个是关于京津冀空气污染政策的。我和学生们一起从环境、经济和社会公正的角度对这项政策进行研究。我们希望确定该政策的驱动因素，了解它的实施的方式以及对其结果进行评估的方法。例如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，无法再采取像关闭工厂这样简单的政策。人们需要就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做出艰难的抉择。我曾经做过一个小型课题，研究非政府组织如何看待社会公正及其成本。我发现很少有人认识到社会公正的重要性。在这方面，政府并不关注，媒体也不太关注，即使是被我们期待成为第三方声音的非政府组织也认为它不重要。我有些担心，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重视，俨然成了一个被忽视的问题。
另一个课题是关于政府把诉讼作为一种治理工具。现在环境公益诉讼受到诸多关注，尤其是在2015年《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》引发之后。人们对于《办法》的威慑作用及其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有很多的猜想。大家希望看到有公司被处以巨额罚款，使其他公司受到震慑，进而改变他们的行为。但事实上，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些设想。研究表明，即使是行政执法的威慑效应也很有限。我想整理一些江苏省内的公益诉讼案例，看看这些案件解决了什么问题，与侵权诉讼相比，它们最终能否带来较大的改变。
最后一个课题关注雾霾与艺术。我做这个课题更像是一个爱好。人们常说，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。我将艺术家视为社会监管变革的推动者。我想知道中国的艺术家如何以雾霾为灵感，如何在作品中与之互动。这些作品有怎样的影响？与其他国家相比，中国的情况如何？我认为雾霾与艺术这个课题和现正在发生的去工业化紧密相连。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，因为我们每天都深受其害。
Q6
您的研究如何与实际相联系？
谈及京津冀空气污染时，人们总说：社会公正非常重要。我们如何把它纳入进来？如何进行思考？是否有某种模式或方法可以将这种观点融入政策制定当中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备受热议的话题。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在这方面给出一些建议，因为不仅仅是空气污染问题，中国现在面临着诸多去工业化的挑战。我在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从长期和短期角度思考社会公正。预计未来几年在中国会有更多人参与这场讨论。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，他们也必须考虑这些问题，因为他们面临类似的挑战。我希望这个研究能带来一些观点。
检察官们现在有权对公共利益侵权案件提起诉讼。按照有关考核的要求，他们也应该这么做。因此，将有更多的检察官接手这类案件。有些评论认为这是杀鸡要用宰牛刀，浪费司法资源，应该通过其他方式而不是通过诉讼解决这类问题。我希望这个课题能帮助理清一些问题，包括企业和检察官应该发挥什么作用。这是我对这个课题的些许期盼，希望为广受关注的公众利益诉讼问题降降温。这并不意味着将其弃之不用，而是更多地从战略角度思考它的作用，以及如何利用它有效地影响企业的行为。
Q7
您如何理解科研？
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有实际的影响，这也是让我想在中国继续工作的原因之一。有人说，国外好山好水好寂寞，国内好脏好乱好快活。这里还有很多事可以做，对吗？人们在寻求答案，并且对建议保持开放的态度。对那些实际的研究者们来说，这里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。
如果你看我的简历，就会发现我一直处在实践和研究的交界处。昆山杜克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，让我可以开展与实践紧密联系的研究。尽管我的一部分工作是通过分析案例来研究某些理论及其发展，但我并不想做一个“纸上谈兵”的研究者。我认为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，这是吸引我来到这里的原因，相信很多同事也和我有相似的想法。
Q8
您希望在昆山杜克大学实现哪些目标？
我发起了一个关于中国环境治理问题的案例研究数据库，重点关注中国环境治理问题的不同方面。希望这个数据库能成为独立的双语案例研究平台。这些案例也将被应用到教学中，我们也将举办一些相关的研讨会。
昆山杜克环境研究中心的目标之一是培育一个智库。我希望能参与其中，使研究中心成为一个独立的声音，能够在国内和国际上为政策制定建言献策。同时，我希望能培养好环境政策硕士专业的学生们。希望看到他们越来越好，飞向更广阔的天空。
互动环节到啦！请猜下图中两位萌娃谁才是Kathinka Fürst博士呢？
采访撰稿：刘紫微
微信编辑：孙倩雯
部分图片来自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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